名鼎配资 张居正改革真的加速了明朝灭亡？
刚刚过去的25年是张居正诞辰500周年名鼎配资，在新的一年年初，淮下书生将用这篇5000字长文，来破除一些关于张居正改革的谣言，以此来告慰张江陵张先生！
传统认知观里，张居正改革是延续了明朝寿命的。而近些年来，随着网络历史圈文官集团的妖魔化，张居正改革，又变成了明朝灭亡的加速器！
他们的主要观点就三点：
第一点，原来老百姓种什么就交什么，改革后以白银收税取代实物税，老百姓需要卖出实物才能交税，卖实物会被士绅压价，也就是“银贵谷贱”，老百姓会被进一步盘剥。
第二点，以白银收税方便了贪污，有利于文官集团从中谋利！
第三点，张居正改革实行了银本位，间接让出了铸币权。
于是乎，那帮人就咬牙切齿地认为万历清算张居正太轻了，应该食江陵肉，寝江陵皮。
这三个观点乍一听确实有道理，但他们只是放大了以白银收税的弊端，却没有告诉你以白银收税及支出的好处！
首先，我先问你们三个问题：
第一，张居正改革前，明朝到底存不存在问题？
第二，张居正改革后，有没有给明朝带来实惠？
第三，张居正如果不改革，明朝会不会出现经济危机？
这三个问题很关键，因为提出张居正改革危害说的阴谋论患者，他们假想的前提是明朝财政没有任何问题，国家机器健康运行。
当时的明朝如果是一个健康的状态，张居正吃饱了撑的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改革？历史上凡改革者都不会有好下场，这个张居正自己又不是不知道。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，曾意味深长地感慨：
“作三诏亭，意甚厚，但异日，时异事殊，高台倾，曲沼平，吾居且不能有，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，乌睹所谓三诏哉？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，所以霍光、宇文护终于不免。”
正是因为明朝出现问题了，哪怕张居正知道自己下场很惨，仍然不遗余力地改革，这个别本末倒置了！
那么，明朝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其实就是一句话，“豪民有田无粮，穷民摊派受病”。
也就是赋税、徭役名目繁多且不公平。一年多次征收，给了胥吏多次盘剥的机会，这导致卖地、投献、弃地现象增多，加速了土地兼并。全国纳税的土地，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，拒不缴税。
土地兼并又会使自耕农沦为佃农，一旦入不敷出，百姓就会逃亡。于是土地没人耕种，逐渐荒芜，朝廷收不上税，无法支付国家的各项开支。而逃亡的百姓也容易沦为流民，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，剿也好，抚也罢，都需要花钱，又增加财政的负担。
所以，把名目繁多的田赋、徭役、各种杂税按土地面积折算白银征收，以及一年多次征收，合并成一年就收一次，一次就收一条，并改由地方官府直接征收和解送中央，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中所实施的“一条鞭法”。
至于上面三点中的“白银方便贪污”，这种情况确实存在，毕竟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面面俱到、十全十美。然而，交实物税就不会被压榨盘剥了吗？贪官就不谋利了吗？
我想如果交实物税就不会有压榨盘剥，那明朝也不会出现问题。
你记住，封建时代，只有贪污形式的不同，而不存在不贪污。交实物税，比如交粮食，也可以通过玩称，通过粮食的干湿度，通过粮食的优劣状态等等，来进行微操作。
年纪轻的00后可能不知道，你像我小时候，和父母去粮库交公粮，粮库工作人员会拿铁钎插进粮食口袋,检查粮食的干湿程度、杂质以及籽粒饱满程度！水分大的，还要重新晒粮！这是现代社会了，但在封建社会，这就可以操作了！
再比如织布工以布帛交税，那就更好操作了。你东西差或者价值低，那肯定要多交，东西好或者价值高，那就少交。但你东西的优劣，价值的高低，那还得官吏来决定啊，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就大了！
而且实物交税，实物需要从各地运送到中央或指定地点，这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，而且运输过程中还有损耗。
实物运到目的地，需要大量专门的仓库来储存，时间长了会变质腐化，不但增加仓储运营成本，还造成了大量的浪费。
所以，交实物税，该操作的一样会操作名鼎配资，而且更繁琐更复杂，损耗更大！赋税名目也更多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说白了，明朝的问题不是以哪种方式收税，而是国家收不上来税，入不敷出，这才是改革的原因！
事实上，随着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，施行两千年的实物税收体系已经濒临崩溃了。
我们知道，明朝诞生之初，就面临着严重的边患问题。游牧族群的连年骚扰和入侵，使的明朝在边防上布置重兵。前有塞王戍边，后有九边重镇。
有军队驻扎，就需要吃饭，粮食哪里来？最直接的就是长途运粮！
根据成化二十年邱濬统计。走漕运运粮，至少启运粮食一千二百万石，才能把四百万石粮食送进京师。
走海运运粮，要把四百万石粮食送进京师，则需要启运八百万石。
运到的这些粮食，也只是朝廷手上的“现钱”，是临时应急用的。毕竟在运粮的过程中，会损耗掉50%到66%，甚至更多！大量的损耗之后，根本无法维持边军庞大的需求！
明初之所以能维持，是因为除了直接运粮之外，还有三个关键指标做担保：
第一，是朱元璋定下的“永不起科”田，即洪武十三年后江北新垦田亩永不起科，但这一项在土木堡之变后，开始被掏空。
第二，是开中法和商屯 ，这个我们上期专门讲了，随着开中法被破坏，再加上弘治六年增加折色开中之后，边地盐商大都举家内迁，商人雇佣过来的大量劳动力也随之内迁，商屯迅速破坏，边军粮食储备也因此大减。
第三，是军屯，但随着卫所制的崩溃，在正德前后，军屯也崩了。到了嘉靖朝后，募兵制又逐渐取代了世兵制，著名的戚家军就是其中的代表，一正一反，双重增加了财政压力！
以上三点都不是直接运粮，而是在边关种粮，让边军可以就地补给。明初时，这三项负担了边军开支的大头，但在张居正当政时，已经全都没有了。百万边军良性的后勤供应生态链崩坏了，供应的需求，全都压在了江南调粮上。
前面讲了，千里迢迢运粮是有损耗的，全部靠运粮是不可能养得活九边的边军的。如果边军无法就地补给，那边军军饷被常年拖欠就是必然的。
隆庆五年，俺答封贡 ，给了明朝非常明显的一次拨乱反正的机会。也就是边关屯垦的收益被提高，但风险却随之下降，这也是高拱、张居正都不约而同选择变法的原因。
而一条鞭法，把各州县的田赋、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，合并征收银两，按亩折算缴纳。几千年以来农民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人地捆绑有所削弱，赋税和徭役对农民的束缚有所降低，农民获得更多的自由！
同时，辅以清丈土地，扩大征收面积，仅据部分清丈的结果，就增加了土地2.8亿亩，使不少地主隐瞒的土地缴了税。税赋相对平均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。
无地少地的，负担减少，可以选择去做雇工或者经商。地多人多的，则需要多交税多服徭役，不愿意或者不能服役的，可以交钱，官府拿着钱去雇佣无地或者少地的人服役。
财政收入增加，又有钱给边军发饷银了，边军银子多了，粮食少，自然会抬高边关粮价，再加上俺答封贡后边关屯垦的风险下降，自然会吸引无地少地的百姓北上屯垦，以此恢复边军良性的后勤供应生态链！
人地解绑，缓解了人地矛盾，缩减了赋税名目，使百姓生活安定。同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，重建边军后勤供应链，形成良性循环！一条鞭法的税收方式让明朝的整个经济活跃起来，社会上的各种分工更加自由，商业自由化程度也更高。
张居正改革六年前，户部统计的数据中心表明太仓（明代储存财政赋税收入的仓库，包括钱财和物资）仅存银130万两，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、边饷银236万、补发年例银182万，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。
而经过张居正改革之后，户部的统计表明，太仆寺及太仓的存银总数达七八百万两，存粮达1300万石，足以支撑国家数年的开销。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二十五对他进行了肯定：“十年内海内肃清，四夷詟服，太仓粟可支数年，冏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，成君德，抑近幸，严考成，综名实，清邮传，核地亩，洵经济之才也。”
由此可见，张居正改革对于明朝的贡献也是实打实的，总体说来，是利大于弊的。
那么，张居正为什么要折算白银征收，也就是实行银本位呢？
这其实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说法，并不是张居正选择了银本位，而是银本位选择了张居正！正是因为商品交易货币化程度提高，白银广泛使用，才为“一条鞭法”实施折银征收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明初，朱元璋禁止民间用金银进行交易，他发行了世界上尺寸最大的纸币，大明通行宝钞，这种宝钞的尺寸达到了36*22厘米，比今天打印用的A4纸还略大。
最开始这种纸币有六种面值，从一百文一张到一贯一张的都有，当时一贯面值的宝钞大约可以换到一千文铜钱或者一两白银。但是这种宝钞的发行非常乱，那时候的人根本没有发行准备金这种概念，朝廷想要钱就印，导致大明宝钞贬值严重，直到正德年间就没人再用了。
铜钱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。明朝政府虽然大力推行铜钱，但民间私铸现象屡禁不止。私铸钱币如同野草般在市场的角落疯长，这些劣质钱币充斥流通领域，将官方铸造的规范铜钱逐渐排挤出去，形成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！
不同的交易媒介，频繁的货币更新和投机导致铜钱信用降低、流通范围狭窄。
纸币被弃用，铜钱不好用，老百姓就开始私自使用白银进行交易，当时的明朝政府也只能对此妥协。
隆庆元年，明穆宗颁布了一条诏令：“凡买卖货物，值银一钱以上者，银钱兼使；一钱以下只许用钱。”这条诏令说明当时官方已经许可百姓使用白银，也从法律上肯定了白银作为合法货币的地位。
15世纪末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，明朝与外国的交易变得频繁起来，从欧美来的大船载着大量的白银来到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，开创了“丝银对流航线”，明朝在这段时间利用巨大的贸易顺差获得了大量的白银，对国内的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。
张居正实施“一条鞭法”的时候，正是白银大量流通时期，所以用白银作为税收指定货币就自然而然了。
那么，实行银本位是否就是让出铸币权？毕竟明朝白银需要依赖海外输入！
还是之前那句话，不是张居正选择银本位，而是民间以白银进行交易已经成了既定事实！而且实行银本位并没有废除铜钱，而是银钱并行的货币格局！
首先，明朝也不是一点银子都不产，明朝每年也能自产30万白银。
其次，正德至嘉靖年间的存银合计为5000万两，同期海外白银总流入量约为2亿两，是本土存量的4倍左右。而在“隆庆开关 ”之后，这个数值依旧在持续增加。明朝是贸易顺差，甚至到了清朝鸦片战争之前，中国都是贸易顺差。
贸易盈余的好处就是白银流入明朝之后，还在明朝内部！只要不再次流出去，即使后面日本、西班牙减少白银流入，已流入的白银也是足够在内部流通的。甚至于外部白银减少流入，还能降低通货膨胀！
贸易盈余加上自产银子，明朝只是朝廷缺银子，但明朝不缺！
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看上去白银不够用了呢？
首先，不是白银不够用，而是收不上来税，哪怕收的是铜钱，也同样会收不上来！这个你不能倒果为因！
其次，白银被一些地主士绅窖藏起来了！你像明末，崇祯曾让百官捐款，他岳父周奎捐一万两还抠抠搜搜的，结果李自成入京直接在他家抄出53万两-70万两的现银，数十万两珍宝。而整个京城的士绅官员被李自成拷打出7000万两白银（有争议，可能没这么多，但也不少）。
7000万两什么概念，相当于明朝十几年的财政收入，这还只是北京城！这足以说明，整个明朝不缺白银，根本不存在什么银荒！
那么，张居正改革是怎么让地主士绅吐出白银呢？就是清丈土地！
前面说了，清丈土地之后，以白银征税，实际上就是让这些多占地的人吐出银子，而无地少地的百姓其实影响不大，而且无地少地还可以选择做雇工、有偿服徭役或者做小生意来赚钱，也就是他们不一定需要卖出粮食才能换白银来缴税，改革后社会分工更加自由，商业自由化程度更高，是可以抵消一部分“银贵谷贱”的坏作用的！
这就好比，你如果是农民，你可以利用农闲时外出务工，用务工赚的钱进行家庭开支，而不只是依靠那几亩地产出的粮食卖出后的钱进行家庭开支！自然不会因为着急卖出而被收粮的压价！
所以，张居正改革你不能只单独看一项，你得综合起来看！明末政府缺钱并不是张居正改革带来的弊端，恰恰是因为张居正大部分改革措施被逐渐废除带来的。你像清丈田亩的成果如果被破坏，那一条鞭法的作用自然大打折扣！
再加上明末天灾和战事频发，赚得少，花得多，自然形成恶性循环！根本不是什么张居正改革让出了铸币权，恰恰是张居正改革措施被废除了，改革不彻底！
事实上，很多人说张先生是祸国殃民的文官代表，这就有点过了！张居正当年“夺情”不回乡守孝，邹元标带头出来骂他，被他打断了腿，发配贵州!
张居正死后，被抄家，家人被饿死，万历要戮尸。邹元标反而顶着万历的怒火上书，谈及新政的好处，为张居正求情。天启年间还是老邹上书要给张居正平反，天启采纳了。
而海瑞，最负盛名的诤臣，谁都敢怼，却从未攻击过张居正。张居正活着的时候，压制海瑞，张居正死后被清算、抄家，海瑞反而站出来维护张居正的。
“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”，正是海瑞对于张先生公正且客观，认可又惋惜的一种评价，你们觉得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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